母亲的手，在我有生第一次的强烈印象中，是对我施以惩罚的手。
孩童挨大人骂挨大人揍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任何挨母亲打的片段来；连最通常的打手心打屁股都没有了，虽如此，母亲的惩戒更甚于打，她有揪拧的独门绝招。
我说绝招，是她揪拧同时进行--揪起而痛拧之。揪或拧，许是中国母亲对男孩子们惯用的戒法，除了后娘对'嫡出'的'小贱人'尚有'无可奉告'的狠毒家法外，大概一般慈母在望子成龙的心理压力驱使下，总会情急而出此的。
我的母亲也正如天底下数亿个母亲一样，对我是'爱之深，责之切'的。特别是小时候，国有难，民遭劫，背井离乡，使得母亲对她孩子们律之更严，爱之益切，责之越苛。
母亲之对我，虽未若岳母之对武穆，但是，在大敌当前的大动乱时代，大勇大义之前，使母亲与任何一位大后方逃难的中国母亲一样，对子女们的情与爱，可向上彰鉴千秋日月。
在贵州安顺，有一年，家中来了远客，母亲多备了数样菜，这对孩子们来说，可是千载难逢'打牙祭'的大好机会了。我因贪嘴，较往常多盛了半碗饭，可是，扒了两口，却说什么也吃不下了。
隔了桌子，我瑟缩地睇着母亲。她的脸色平静而肃然，朝我说：'吃完，不许剩下。'我摇头示意，母亲的脸色转成失望懊忿，但仍只淡淡地说：'那么就下去吧，把筷子和碗摆好。'
在大人终席前，我不时偷望着母亲，她的脸色一直不展。也不言笑。到了夜里，客人辞去，母亲控制不了久压的情绪，一把拽我过去，没头脸地按我在床上，反丁两臂，上下全身揪拧，而且不住说：'为什么明明吃不下了还盛?有得饱吃多么不易，你知道街上还有要饭的孩子吗?'揪拧止后，我看见母亲别过头去，坐在床沿气结饮泣。
从此以后，我的饭碗内再没有剩过饭。
当然，母亲的手，在我的感情上自也有其熨贴细腻的一面。
那时，一家大小六口的衣衫裤袜都由母亲来洗。一个大木盆，倒进一壶热水后，再放入大约三洗脸盆的冷水，一块洗衣板，一把皂角或一块重碱黄皂，衣衫便在她熟巧之十指翻搓起来了。
安顺当时尚无自来水，住家在院中有井的自可汲取来用，无井的便需买水。终日市上沿街都有担了两木桶水(水面覆以荷叶)的卖水的人。我们就属于要买水的异乡客。
寒冻日子，母亲在檐下廊前洗衣，她总是涨红了脸，吃力而默默地一件件的洗。我常在有破洞的纸窗内窥望，每洗之前，母亲总将无名指上那枚结婚戒指小心取下。待把洗好的衣衫等穿上竹竿挂妥在廊下时，她的手指已泡冻得红肿了。
待我们长大后，才知道母亲在婚后数年里，曾过着颇富裕的'少奶奶'生活的，大哥、我、三弟，每人都有奶娘带领。可是，母亲那双纤纤玉手，在七七炮火下接受了洗礼，历经风霜，竟脱胎换骨，变得厚实而刚强，足以应付任何苦难了。
也同样是那双结满厚硬的茧手，在微弱昏黄的油盏灯下，毫不放松地，督导着我们兄弟的课业。粗糙易破的草纸书，一本本，一页页，在她指间如日历般翻过去。
我在小学三年级那年，终因功课太差而留级了。我记得把成绩单交给母亲时，没有勇气看她的脸，低下头看见母亲拿着那张'历史实录'的手，颤抖得比我自己的更其厉害。
可是，出乎意外地，那双手，却轻轻覆压在我头上，我听见母亲平和地说：'没关系，明年多用点功就好了。'我记不得究竟站着多久，但我永远记得那双手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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